我們是在人群之中演化的，腦部也發展能力來監督我們在大團體中的社交行為，好讓我們能評估合作的價值、不合作的風險等等。當你終於了解我們事實上只是一群愛群聚享樂的動物，而非獨居的隱士或只是處理感知資料的機器時，一個新的問題就蹦出來了：如果我們這麼會社交，這是怎麼開始的呢？這是從哪裡開始的？我們的祖先也很會社交嗎？天擇又是怎麼造成團體合作的？天擇是不是只能影響個體的認知特徵選擇？或者也會選擇團體行動？
從達爾文到道金斯 演化論是合作還是自私？
這個根本的問題吸引了達爾文的注意。當他推動適者生存的看法時，同時也注意到一個看來矛盾的現象：很多生物都會讓自己成為不適者，好讓團體能夠生存。這種情況在蜜蜂和鳥類的世界裡常常發生，而這些現象也激起了一種觀點，認為天擇應該會對整個團體發揮作用。而這樣的機制也的確是人類出現社交與道德行為的重要基石。
這樣的說法過去一直都沒什麼問題，直到了不起的演化生物學家威廉斯推翻了群體選擇的說法。他在一次訪問裡談到自己的看法：天擇對於個體的效果最好，其造成的個體適應性改變，讓個體在與其他同類個體競爭時獲得適應能力；天擇不是以全體的福祉為目的。天擇不會對於迅速出現又消失的社交過程與規範的機制產生作用。個體選擇的意義也不是為了避免整個物種的滅絕，而讓活著的生物體去適應環境；生物體只會想辦法避免自己的滅亡。威廉斯的適應者典範是過去。
在威廉斯的分析加持下，擔任牛津大學查爾斯西蒙義科學教育講座教授的演化生物學家道金斯，更進一步延伸這個理論，成為自私基因理論的先鋒。看到天擇只適用於基因這樣的說法，可能有人會說利他主義以及其他對團體有益的想法都只不過是巧合。這樣的想法被很多人的厭惡是很容易想像的，反對者包括著名的古生物學家暨演化生物學家古爾德。他將天擇只適用於基因的這種中心思想稱為達爾文主義的基本教義派。
基因為什麼會「自私」卻又讓我們幫助親人？
道金斯也用漢米爾頓的研究作為基礎。漢米爾頓在一九六○年代初期在倫敦政經學院與倫敦大學，為利他主義建立了達爾文主義的觀點；漢米爾頓研究親擇，用簡單的數學算式就顯示出我們人類之所以傾向利他主義，是源於共有基因的理性模式。這暗示了自私競爭行為的限制有限，自我犧牲可能也有限。如果你們關係夠親近，基因可能會讓你願意幫助親屬。他還認為這種行為支持社會演化的普遍生物原則。簡單來說，漢米爾頓給了達爾文和自私基因的信徒一個統一的方法，來了解利他主義的問題，他解釋了適應性如何發生在個體身上，而不是發生在採取行動者身上。這個理論後來被稱為漢米爾頓原理，而且是個很了不起的理論。
演化不只看個人表現 也懂「團結力量大」
然而不是每個人都樂於否認群體選擇在演化中扮演的角色。雖然道金斯、威廉斯，還有其他批評群體選擇的人也承認天擇基本上也適用於團體，但他們的立場仍認為個體承受的選擇壓力總是比團體來得大。不過並非所有的演化生物學家都同意這種論點。大衛威爾森和愛德華威爾森研究了群體選擇理論在歷史上的起起落落，結果認為過去四十年的研究，提供了支持群體選擇理論的新實驗證據，也支持此理論作為演化力量的合理性。問題在於社會團體若要以一個有適應力的單位運作，其中的成員就一定要互相幫助。
但是這些對團體有利的行為，很少會讓團體內的相對適應性最大化。達爾文對此提出的解決方法是，天擇不只會出現在一個生物層級而已，團體裡自私的個體可能會勝過利他者，但是在內部有利他性的團體會勝過自私團體。這就是後來所謂多層級選擇理論的主要邏輯。大衛威爾森認為，群體選擇不只是一種重要的演化力量，有時候還會成為主要的演化力量。他在寫給科學懷疑論網站eSkeptic的信裡提到：其實不只是小規模的突變會造成演化；當社會團體與多重物種的群體因為太過緊密，以至於靠自己就能夠成為高階層的生物體時，也會促使演化發生。
人類為何如此擅長社交？ 其實只是為了不被吃掉
雖然這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但就留給演化生物學家去討論吧。我們只要知道我們的社交行為有生物學淵源就夠了。只要看看我們怎麼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就知道造成社交心智背後的生物力有多深入、多顯著。更讓人想一探究竟的是，可能我們現在掛心的這些社交關係，只不過是本來為了避免被獵食者吃掉所選擇的行為的副產品。天擇強制我們為了生存而處於團體之中，而一旦進入團體，我們就會建構出我們有意義的以及可掌控的社交關係；我們有詮釋能力的心智一直忙著處理周遭的事情，而其中大部分都與我們的人類夥伴有關。這些人類的社交關係成為我們最掛心的事，有時候甚至根本就是我們生存的理由，但相較於我們進入社會團體的真正原因，社交關係形成的過程其實沒那麼重要。我們現在總是想到別人，是因為我們就是被塑造成這個樣子。沒有了所謂其他人，就沒有聯盟或夥伴，我們也就會死掉。我們會知道這對早期的人類而言是千真萬確的，而且現在依舊適用於我們自己。
本文來源：《與眾不同的大腦》，貓頭鷹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