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醫師「宣判」罹癌的當下，對患者而言往往是巨大的人生衝擊，除了在眾多治療選項中找出適合自己的方案，心理健康更是支撐患者「走下去」的關鍵。精神科陳璿丞醫師表示，東方文化重視家庭與社會的連接，也進一步體現在癌友的焦慮來源。
「如果跟父執輩談『意義』，他們大概會回你一個『滿臉問號』。」相較於西方心理治療常聚焦於「存在的意義」，在台灣癌友更看重「責任」，擔心自己生病增加家庭經濟負擔、造成親人的麻煩，也常常陷入「我是不是哪裡做錯了」的自責與懷疑。
常問為何是我、害怕自己麻煩人 癌友的焦慮多來自「責任」
陳璿丞醫師近日在精神醫學會與大學同學、台大癌醫中心身心科徐勝駿醫師針對「癌後心理」進行討論，並於fb粉絲團分享兩人的交流結果。
徐醫師觀察到，西方心理治療常從「幫患者尋找存在的意義」切入，但對台灣患者，「意義」的概念較抽象，反而更多是具體對家庭、工作等的焦慮。癌後的心理狀態，大致能分為2類「責任焦慮」：
- 異常焦慮型：通常是早期發現、積極治療的患者，會過度關注身體變化，但焦慮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復發」，害怕自己又成為麻煩。
- 異常消極型：覺得自己遇到了「pháiⁿ-mih-á」（台語：壞東西），常說「為什麼是我？我這輩子燒好香、任勞任怨，沒做什麼壞事」，認為生病是自己「不夠努力」、「不負責任」造成的，因而感到愧疚。
對這些人而言，「五年存活率」這類醫療術語，只是在提醒他們仍處在不確定的狀態、還是一個「未完成的責任」。
理解生病非自願 積極治療、康復是此時的「責任」
陳璿丞醫師進一步分析，這種差異也呼應了心理學家Rollo May對東西方焦慮的區分：西方人焦慮於「個體的孤獨」與「選擇的自由」，東方人則害怕「失去連結」。在我們的文化中，「我是誰」多由「我在關係中的位置」定義，例如是誰的兒子、誰的父親、誰的員工。責任成為放不下的負擔，但也是「存在意義」的唯一來源，當疾病迫使這一切中斷，患者感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深深的愧疚與羞恥。
因此，與其空談「意義」，不如直接處理「責任」，臨床上或許可以這樣做：
- 重新定義責任：肯定患者對家庭的重視，同時讓患者理解生病非他所願，此刻專心治療、讓自己康復，就是對家人「最負責」的態度。
- 肯定患者的價值：生病花錢不是拖累，而是「必要投資」。康復後對家庭的「長遠價值」遠高於此，才是「最負責」的表現。
台灣男性中年遇危機 區分責任、價值觀找到自己「想要什麼」
陳璿丞醫師分享，徐醫師也觀察到，「責任」不只會壓垮「扛著的人」，也會掏空「扛完的人」。例如一個55歲的男人，一輩子的努力都是「社會取向」，以便在關係中證明自己是好丈夫、好父親、好老闆。當事業穩定、孩子學業有成，「責任」都盡完了，卻發現自己不再知道「個人取向」的自我「想要什麼」，而陷入空虛。
中年以後應追求的不再是進步，而是「讓退化速率變慢一點」，更要學會區分責任與價值觀：前者是外界逼你做的，「需要」做的事；後者是自己選的，「想要」做的事。
治療循序漸進！先讓-1回到0 再走向1
最後，陳璿丞醫師也分享蔡璧名教授所提的「強身」與「治病」。患者就醫是希望「治病」，把狀態從-1變成 0，一般人對自己更多的期待，是「強身」或「養身」，把0變成+1，但兩者容易被混淆。例如醫美本質屬於「強身」，希望延緩老化、好上加好，而癌症治療是「治病」，目標是先回到「穩定」狀態。他提醒，追求「強身」的同時，別忘了「治病」，先回穩到0，才有餘裕去追求正向的1。
資料來源：陳璿丞醫師x析心事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