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利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
文章出處／摘錄自大寫出版《教養是一種可怕的發明：解救現代直升機父母的親子關係人類學》
學校教育需要更多極端形式的集中注意力，更勝平日的成人生活。隨著年紀增長，許多孩童能夠發展出那樣的注意力，但有更多的孩童對於集中注意力這事一直有困難，甚至延續到學齡階段，依舊存在。
特別的是，學校的興起和注意力缺失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的發展有緊密的關聯。過去二十年以來，被診斷出罹患注意力失調及過動症（D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的孩童數目幾乎超出一倍之多。美國男孩在17歲之前，五位之中有一位曾接受過診斷患病。約有70%受診斷孩童，也就是約有數以百萬計的孩童接受藥物治療。
許多人懷疑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的爆發與持續強調學校表現，兩者之間有關聯。過去二十年見證了遽增的診斷ADH人數，同時期，越來越多州政府開始根據考試成績評價學校和老師。
但要如何證明這樣的連結關係？ADHD的診斷人數和高風險測驗同時戲劇性的增加可能是個巧合。史帝夫． 欣肖（Steve Hinshaw）和理查．舍夫勒（Richard Scheffler）運用一種「自然實驗法」測試以上關聯。國家各個地區在不同的時間點引進新的教育政策。研究人員檢視某州引進包含高風險測驗的新政策時，同時期ADHD診斷的比率之間的關係。新政策引進之後，診斷的案例立即突然成長。再者，公立學校裡貧窮學生被診斷為ADHD的人數特大幅增加。
當學校承受製造高成績的壓力，不論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學校當局產生鼓勵ADHD診斷—可能因為藥物能夠讓表現不佳的孩童提高成績或是因為ADHD診斷能夠讓孩童免於進行測驗。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員發現在法律明文禁止學校人員推薦ADHD藥物給孩童父母的地方，並沒有見到類似的ADHD診斷病例增加的情況。
這些研究結果對於我們如何看待ADHD有深遠的影響。我們認為自己知道疾病和社會問題的不同。天花、肺炎和腎結石等疾病出現在人類身體，被病毒或細菌破壞或入侵的時候，只要給予正確的藥物治療，病人就能痊癒。然而，像貧窮、不識字、犯罪等社會問題發生在制度失敗的時候—它們無法使人茁壯成長，反而使人落魄不堪。
對於ADHD的爭論大多關注於它是否為生物性疾病或只是種社會問題。但是，研究指出這樣的區別本身就是被誤導的。
相對於將ADHD視為像天花的疾病，我們應該把它當成注意型態持續體（continuum）中的某個特定階段。有些孩童能輕易達成甚至是「不自然」程度的高度集中注意力，而其他孩童卻發現集中注意力是件幾乎不可能達成的事情，大多數的孩童處於兩個極端狀況之間。
注意力的變動對於獵人、採集者或是農夫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實際上，對獵人而言，較寬廣的注意力可能是個優點。但在我們的社會裡，這樣的變動影響甚鉅。對於成功來說，學校教育是越來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高度集中專注力卻是學校教育裡不可或缺的基礎。興奮劑無法像抗生素治療肺炎一般「治療」ADHD。相反地，它只是讓注意能力沿著變動過程轉移。即使伴隨著嚴重的代價，像是成癮和相關副作用，但它能讓每個患者的注意力較集中。
對於注意力較差的孩童而言，這藥物能決定他們的成功或失敗。事實上，有證據顯示這樣的藥物的確能讓孩童在學校的表現變得比較好，而在一個對學校教育瘋狂的世界裡，這或許是很重要的。藥物的確能在短期內改變孩童的行為，但對於更多的孩童來說，藥物一點都幫不上忙，可能還會造成傷害。而同樣的行為治療一樣有效，其危險性卻低很多。幾乎沒有證據能證明藥物能做出任何長期的改變。
包括學齡前孩童，越是年幼的孩童，越容易被診斷出ADHD，也接受藥物治療的情況實在令人憂心。變窄的注意力也許是長大的一部分，但寬廣注意力卻是年幼時期的組成部分之一，不是我們該修正的部分。
以目標導向觀點為基礎的教養和學校教育的缺點之一，就是將童年時期視為是邁向成年的中繼站。因此，3歲孩童接受藥物治療，讓他們變成更像誇張模樣的專注成人，就是這類看法特別戲劇性表達方式。
ADHD同時具有生物性和社會性，而改變制度能夠幫忙孩童茁壯成長。我們不必為了讓孩童適應學校教育，而讓孩童腦袋接受藥物治療，而是我們能夠改變學校，以接納更多孩童不同的腦袋。
